从作坊到上市公司，汾酒的百年历程

摘要： 现代公司制的起源，在教科书上，通常指向17世纪欧洲的远洋贸易公司。它们以股份制聚拢资本，以两权分离规范运营。然而，当回望东方，中国现代公司制的源头活水，在山西、...

现代公司制的起源，在教科书上，通常指向17世纪欧洲的远洋贸易公司。它们以股份制聚拢资本，以两权分离规范运营。

然而，当回望东方，中国现代公司制的源头活水，在山西、在晋商。

“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500年。”从泪洒西口到汇通天下，晋商创造了“海内最富”的奇迹，也在探索中构建了超前的商业规则与信用体系。

1919年，晋商的探索结出了标志性的硕果，中国白酒业第一家股份制公司——山西晋裕汾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太原成立。

清晰的股份制结构、明确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倚重专业的职业经理人——大掌柜、创新的“身股”激励……这些现代企业治理的核心要素，在晋裕汾酒公司身上已经清晰可见。

公司制的本土化实践

晋裕汾酒公司的成立直接推动了民族传统产业从家族作坊向现代企业转型。但事物并不是一蹴而就，变革也有青涩的雏形。

光绪初年，山西汾阳南垣寨的王家三兄弟合股在杏花村开设酒坊“宝泉益”，地址选在尽善村。“宝泉益”一开张便气象不凡：修建有高大院墙、宏阔厂房、酿造工具，连同精心设计的宿舍、店铺、账房等建筑，为后面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除了这些物质设施，更为核心的，是其内在治理的突破。

彼时，“宝泉益”力聘经验丰富的杨得龄担任大掌柜，将经营权全权托付，东家则退居幕后，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另外，设立二掌柜1人、三掌柜1人，以及账房总管1人、副管账1人、会计1人、会计助理2人、员工若干。酒坊内，层级分明的管理架构已然成型，二掌柜、三掌柜、账房总管各司其职，管理岗位与技术分工清晰，效率显著提升。

尤为可贵的是，杨得龄与大东家共同立下铁律——绝不安排亲属入厂。

1899年，“宝泉益”正式更名为“义泉涌”。及至1915年前后，它以更开阔的视野兼并了卢家街大批酒坊，实现了生产资源、无形资产与市场营销的统一，展现出早期资本运营的魄力。

正是这套日趋成熟的现代管理体系，为品质提供了坚实保障，最终助力汾酒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甲等大奖章”，让汾酒名震寰宇。这也证明了现代化企业理念的成功，它直接推动了晋裕汾酒公司的诞生。

该公司所设立的制度并非对西方企业制度的简单套用，而是对“宝泉益”“义泉涌”实践经验的优化。

公司股份制在这一阶段真正确立，由督军副官张汝萍等社会资本入股，“义泉涌”以酒作价入股，形成了非家族、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治理架构也走向成熟，完善的章程之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固定召开，权力制衡、决策透明的现代治理框架清晰可见。

当时，股东大会再度决议，聘请杨得龄为职业总经理。在激励层面，公司确立了“三三制”，即员工工资由月薪、红利、奖金三部分组成，新人试用三个月，合格则转正，以及按等级定薪及实施年终奖制度。

另外，“宝泉益”时期行之有效的“人事避亲制”等规则，也被写入晋裕公司章程，成为刚性铁律。

可以说，晋裕汾酒公司的诞生与运作，是中国现代公司制度在传统产业乃至更广泛工商业领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重要标志，其历史意义悠远深长。

高粱穗中觉醒的品牌意识

晋裕汾酒公司的开创性实践，还在于在品牌构建过程中，展现出了超越时代的市场意识。

那时，由“义泉泳”生产的汾酒，已悉数交由晋裕公司独家包销。这一安排，隐含着对渠道统一性与品牌管控的初步认知。这些早期举措，虽未形成系统化的管理，但是昭示着品牌保护意识的觉醒。

真正将这份觉醒推向高潮，并直接催生中国白酒业首枚商标的，是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在当时，汾酒因巴拿马大奖而名扬四海，却也引来了不法之徒的觊觎，仿冒、造假之风甚嚣尘上。面对此乱象，晋裕公司主动在当时的主流报纸、杂志上刊登严正声明与打假公告，公开谴责仿冒行为，宣示捍卫自身产品声誉的决心。

1918年，“义泉泳”率先启用“申明亭”标识，并醒目标注“泉甘酒洌无二处，味重西凉第一家”的广告语，这是对品牌内涵的初步挖掘。

重大的成就往往由时代造就。

1923年5月4日，北洋政府颁布了中国商标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部《商标法》。这部法律的诞生，为晋裕汾酒的品牌意识提供了制度化保障。

时任晋裕公司总经理的杨得龄，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划时代的机遇。就在次年，他果断决策，率先注册了以饱满高粱穗为核心图案的商标。

这枚“高粱穗”商标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白酒业拥有了第一枚受法律保护的注册商标，正式开启了品牌化运作的新纪元。

世纪回响，1919年至今的百年跋涉

但事物发展并非总是坦途。

1937年11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晋裕汾酒公司的经营被迫大幅收缩，陷入困境。然而，即便在烽火硝烟中，汾阳商贾也没有放弃晋裕汾酒这个品牌。

1944年，晋裕汾酒公司在天津尝试集股复业，虽步履维艰，但其资产估值依旧达到上百万银元，股东扩至198家。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晋裕公司仍在太原勉力维持着这份基业。

1949年，曙光初现的新中国，开启了对民族工商业的重塑。

这一年，华北人民政府买下杏花村的晋裕汾酒造酒厂，组建了国营山西杏花村汾酒厂。此举，是对晋裕汾酒所积淀的千年酿造工艺、科学质量管理体系、品牌价值等核心资产的直接承接。

国营杏花村汾酒厂，在继承了晋裕最核心的衣钵后，开启了全新的征程。历经数十年发展，其骨子里流淌的晋商锐意改革与创新的基因，始终未曾休眠。

1988年，当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尚在承包制与股份制的十字路口徘徊观望时，汾酒再次展现出惊人的魄力。

它率先实施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由汾酒集团代表省政府持有汾酒上市公司国家股，创造了“汾酒模式”。

这一创举如巨石击水，在全国激起巨大反响。各省市考察团纷至沓来，学习取经，汾酒俨然成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标杆样本。

回望历史，这何尝不是当年晋裕汾酒公司的改革精神，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延续？

改革的浪潮奔涌不息。2019年，汾酒集团实现整体上市，成为山西省第一家、白酒行业第一家整体上市公司。这标志着汾酒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迈入全新高度，此后业绩和品牌价值屡创新高。

如今，站在新百年的起点，汾酒复兴纲领已然绘就，目标直指“中国酒业第一方阵”。2025年的营销蓝图，做好市场线和产品线“两个统筹”，打造全国化2.0、年轻化1.0、国际化1.0“三个重点”等，勾勒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路径。

从1919年到现在，汾酒用一个世纪的跋涉，完成了从传统手工业作坊到现代集团公司的蜕变。历史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汾酒的坚韧，也映照出了中国民族企业的自强不息。

站在新百年的起点回望，汾酒所书写的“第一页”，其意义远超白酒行业本身。未来，正待更多企业续写。